【記者李昭安/生命力報導】

「我之所以稱另類學校是無聲的教改,是因為過去十年社會大眾只注意到熱熱鬧鬧從上而下的教改,卻忽略了有一群人默默的在建立小烏托邦,試著從下到上努力改變教育制度。」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班諮詢老師唐光華說,另類學校將來努力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大量的喚醒家長,如果每個家長都能積極主動,改革的可能性就會變大。

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於五月四日舉辦「無聲的教改─從台灣另類學校談起」講座,由擔任教改志工十多年的唐光華主講。唐光華說,一直以來升學導向的教育政策,除了給孩子帶來沉重的壓力外,也忽略了孩子的差異性。在課程標準化和考試答案標準化的情況下,學生只能被動的進行學習。「只有得高分的孩子受到肯定和讚美,其他孩子心中都是挫折和壓力。連我們這一輩已經五十多歲的人,都還會作惡夢只考到七、八十分。」唐光華覺得在高度競爭的情況下,孩子往往覺得自己不夠好,而且自信心不足。
十多年前有一群家長和老師,意識到這樣的現象,開始尋求解決辦法,試圖找出轉往國外唸書之外的第二種可能性,因此興起由民間辦理另類學校的想法。唐光華說:「我們不相信理想的學校只有在國外才可以找到,於是開始在台灣尋找哪裡有好的空間,可以推廣我們的教育理念。我們在尋找一片可以播種深耕的好土壤。」

在台灣多間的另類學校當中,台北縣汐止的森林小學和烏來的種籽學苑是較早創立而且較為人所知的「體制外」國小,而後來慢慢創立的多間另類學校,也都依創辦人不同的教育理念,發展出不同的學校特色。唐光華表示,像新竹的大坪國小(原雅歌小學)就是由曾任新竹師院音樂教育系主任的孫德珍所創辦,該校的特色是將生活藝術化,成功地培養學生在藝術、創意方面的能力。後來因為評價很好,而成為多元制度的典範學校,並且受到地方政府支持改為公辦民營。

唐光華說,另類學校實行至今雖然已經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有些執行上的困難卻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大眾對另類教育認知有落差、家長意見分歧、教育高層支持態度不一,是目前遇到比較難解決的問題。

唐光華表示,有人認為教育多元化就代表不公平、另類就代表特權,他們會覺得:「為什麼別的孩子必須受苦,你們的孩子就不用?」唐光華認為要將民眾認知「差異多元就是不公平」的觀念改正過來實在是蠻吃力的。

「家長方面的問題在於雖然他們都不滿意傳統的學校,覺得需要改革,但是對於什麼才是理想的學校,不同的家長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和理念,過於理想化本身就是一個困擾。」唐光華說,因此另類學校剛創辦的前兩、三年,家長意見不合的情形就常常發生。 

唐光華說:「另類學校辦學的人不一定都是師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教育官員有時候就會用專業的傲慢來看待我們,覺得不是科班出身的人要辦教育,實在很難接受。」而且行政機關強調依法行政,在面對像另類學校這樣需要創新的教育理念時,官員往往會比較保守,持保留的態度,「因為放寬標準就必須負責任,從嚴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對此,教育部國教司邱科長說,另類學校的辦理應該是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教育部不便訂定法規要求各縣市教育局辦理。宜蘭縣教育局黃老師表示,教育局對於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和佛光人文小學兩間另類學校,抱持樂觀其成的鼓勵態度,而這兩間學校的申請是依宜蘭縣教育局發布的「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進行辦理。宜蘭縣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發展教育特色,特別依教育基本法第七條及國民教育法第四條「國民教育可委託私人辦理」的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要辦理另類學校,主要還是得看地方政府有沒有興趣辦理。」黃老師說,宜蘭在辦理另類學校上算是走在第一線,比其他縣市都要開明許多,但也因此沒有什麼先例可以參考,很多經費和人事上的問題一直都難以解決。

慈心華德福小學秘書王智弘說:「法令的限制是另類學校目前最大的問題,因為經營的型態不同,常常必須拿捏法律的解讀空間。目前另類學校教職人員的聘用辦法受到法令限制,福利沒有合法的保障,老師們完全都是憑著一股熱忱在服務。」

「我們希望成為教育多元化的參考、不同教育的典範,在公辦民營的學校上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王智弘說,能夠招收到的學生不多,沒有辦法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能夠永續發展才是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

唐光華表示,在森林小學和種籽學苑試辦了兩三年以後,台北縣開始實施開放教育實驗,台北市也開始試辦小班小校式的田園小學,而九年一貫教育中開始接受學生有空堂的想法,也是從另類學校的經驗中開始學習。因此唐光華希望將來有更多對教育有想法的家長、老師或大學教授能夠加入辦學行列,針對孩子不同的需求,創造不同的學校。「我認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差異性才能由下而上造成有效的改變。」

現場一位聽眾許小姐說,身為母親的她同意另類學校的辦學理念,但是覺得比較遺憾的是,社會上有很多家長不知道這樣的訊息。「教育的改革需要家長,但是也要先讓家長們了解,何謂教育開放?對孩子有什麼好處?讓大部分家長普遍了解後,他們才有辦法反應、發聲。」

許小姐表示,她感覺這些訊息都還是在比較上階層、有高知識水準的人間流通,工人階層的家庭根本沒有什麼管道獲得這些訊息。她認為應該透過媒體的報導,或是透過類似連署性質的公開活動,讓更多關心教育的家長也能獲知這樣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