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姚聖杰、盧蔚淇/台北市報導】「邪惡的凱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觀。」這一句引用自愛爾蘭哲學家艾德蒙.伯克的話,印在《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一書的封面上,重重的刺進許多讀者的心中。翻開《沉默》一書,書中描繪的多起事件,加害學童以及受害學童之間的關係,其他相關人員處理事件的應變能力,政府機關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等,陳昭如以理性卻溫暖的文字,為這起事件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沉默》 為特教生發聲

二○○六年起,台灣南部某特教學校陸續遭揭發一百多起「學生對學生」的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當事人皆為無法言語、沒有聽覺的聽障生,可怕的是,當一位女學生鼓起勇氣,透過紙條向信任的老師求救時,老師卻視而不見,要求她保持「沉默」,直到女學生身體不適,在媽媽的詢問下,才發現這起事件,並且向人本教育基金會提出協助,殊不知這只是性侵案例中的冰山一角。

在人本多次追蹤事件後續並進行受害學生、行為學生以及校方教職人員的採訪調查之後,才發現這是在公務員的消極處理、教職員工的漠視、害怕引起爭端的態度下,產生這麼多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卻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的情況。而許多行為學生也曾是受害者,卻在沒人傾聽他們的痛苦、害怕中,把這些情感扭曲,重複加諸在比他們更小的孩童身上,形成一種可怕的循環。

陳昭如在書中提到,「『惡』的存在是很弔詭的,有時不必刻意加害他人,只要站在一旁觀望『惡』的進行,就算沒有動手殺人,也會導致惡的結果。」《沉默》一書真實記錄了多起事件的始末,校方的態度、老師的立場、教育部官員的說詞,對比人本團隊的努力、家長們的心聲、孩子的想法,讀完更讓人為特教生的處境感到不捨與難過。

陳昭如希望大家能夠重視教育的問題

從主流媒體產生的疑惑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陳昭如,大學時期做過學生報的編輯工作,畢業後陸續在台灣春秋、首都早報、自立早報等媒體進行編輯、寫評論的工作。直到二○○○年左右,陳昭如漸漸對媒體生態產生疑慮,做為一個專門寫社論、書評的媒體人,她開始感受到媒體產業的式微,評論空間也被壓縮,「原本一個專題可以寫八千字,邀稿卻希望我只寫八百,如果八百字可以寫議題,何必要八千字的版面呢?」。

陳昭如的最後一個工作是做《Living》女性雜誌,她說:「做為一個女人,當然會喜歡時尚、流行的東西,但要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想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有點痛苦。」因此做了一年後,她什麼後路都沒考慮過就辭職了。「十幾年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挫折的」陳昭如說,有固定工作,生活當然較穩定,可是當自己一個人當槍匹馬出來闖的時候,什麼東西都要自己試,雖然仍以文字工作為主,但也接觸了包括廣告文案、電視劇劇本、腳本等不同性質的工作。

《油症》與《沉默》 記錄社會事件

「麵包重要還是不重要?要自己從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陳昭如說,偶爾還是會接一些商業的案子,但保留了一些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二○○九年的時候,陳昭如以前在自立早報的同事,也是知名記錄片導演蔡崇隆,當時正在拍攝《油症─與毒共存》,邀請陳昭如為記錄片另外寫一本小冊子,採訪油症受害者,把影片無法交代清楚的部分做進一步的說明。

這次的採訪工作帶給陳昭如很大的影響,一九七九年爆發的油症事件,是當時最嚴重的食安議題,這份工作完成後,陳昭如認為,對於不了解事件全貌的人而言,看完記錄片以及小冊子,還是會對很多細節不清楚,她對蔡崇隆說:「應該要有人把整個油症事件寫清楚。」而蔡崇隆回應說:「應該有人,就是你,全台灣沒有人比我們兩個人更清楚這件事情了。」陳昭如便花時間蒐集資料、進行採訪,並出版了《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三十年》。

「《沉默》這起事件也是蔡崇隆跟我說的」,原來人本教育基金會一直希望有人能幫忙把這起事件記錄下來,陳昭如便主動打電話給人本,聊了一兩次,就發現情況遠比她想像的嚴重,尤其在她看了許多案例以及媒體報導,她發現所有新聞報導不只不全面,也非常偏頗,甚至不討論事件的始末。

傾聽他人故事 帶來正面影響

這兩次採訪經驗,讓陳昭如感受很深。長時間在媒體寫評論的她,第一次具體的去面對人群,聆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痛苦,「你很難置身事外」陳昭如說,「我不見得真正幫得了他們,我擅長的是文字,希望能讓文字產生影響,讓更多人理解、知道這件事情。」

「我認為《油症》裡面的受害者也好,《沉默》的受害者也罷,他們需要的只是有人去傾聽他們的故事」陳昭如在這兩次採訪中做了一個嘗試,就是不預設題目,「既然是經歷、生命故事,那就不太需要去列題目」,我只想了解他跟他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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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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